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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投诉] 不予审理,怎能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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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15 06: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信访人:陈永康,男,1959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二房三里412号。电话:15080328969。
信访提到的单位与个人:厦门中级法院民一庭,纪赐进、许向毅、袁爱芬;厦门中级法院民五庭,王铁玲、章毅;同安法院民事庭,叶林薇。
信访提到的民事诉讼案件的案号:(2017)闽02民终2525号、(2016)闽0212民初3035号;(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
信访反映的情况:在陈永康与陈瑞春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纪赐进、许向毅、袁爱芬和叶林薇等法官枉法裁判。
信访的诉求:依照 《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对纪赐进、许向毅、袁爱芬和叶林薇等人追究责任。
不予审理,怎能判决?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陈永康与陈瑞春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纪赐进、许向毅、袁爱芬和叶林薇等法官故意作出不符合事实、违反法律规定的错误判决。其案号为:(2017)闽02民终2525号、(2016)闽0212民初3035号。
一、同安区法院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事判决。
陈永康起诉,请求法院确认陈瑞春没有资格代表小组起诉。法院认为该诉求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审理”。同安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永康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释〔2015〕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明确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可见,同安区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作出(2016)闽0212民初3035号民事判决,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
二、同安法院民事庭法官叶林薇隐瞒证据。
法官叶林薇在(2016)闽0212民初3035号判决书中写道:“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当事人提交了多少证据,证据的内容是什么,证据用来证明什么——这些,在(2016)闽0212民初3035号判决书中没有任何表述。实际上,法官叶林薇没有依法审查核实陈永康所提交的大量证据。法官叶林薇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规定。
2016年6月27日起诉时,原告陈永康把《起诉状》的附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2006]民立他字第23号文件、2014年6月12日人民法院报发表的文章《小组长能否以小组的名义起诉》,作为证据,提交法院。对这两份重要的证据,被告无异议,合议庭没有审核,同安法院(2016)闽0212民初3035号判决书也没有记载。法官叶林薇故意隐瞒证据,违反了《法官法》第三十二条(五)的规定。
还有,2017年1月4日同安区法院开庭审理时,除了388份裁判书外,陈永康还提交其它多项证据,究竟这些证据到哪里去了?请法院院长查阅法庭记录,查看法庭录像,查明事情真相,给陈永康一个回复。
三、厦门市中级法院法官袁爱芬删改当事人上诉请求,写判决书造假。
(2017)闽02民终2525号民事判决书没有如实地表达陈永康的上诉请求。《上诉状》的一项上诉请求被删除,《上诉状》的上诉请求中最重要的内容被删除,判决书出现非同寻常的笔误,法官袁爱芬编写(2017)闽02民终2525号民事判决书,内容造假,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1、《上诉状》有陈永康的上诉请求:“三十八、请求法院必须认定的事实是:在被告于2017年1月3日提交的3份裁判文书中,没有存在任何事实能够证明“陈瑞春于2012年4月9日以小组名义起诉时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履行民主议定程序。”但是,二审判决书没有记载该上诉请求。陈永康请求法院必须认定事实的上诉请求,被厦门法官袁爱芬删除了。仅仅是遗漏诉讼请求的,依照民事诉讼法,就应当再审。
2、法官袁爱芬删除《上诉状》上诉请求的最重要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2006)民立他字第23号文件的规定,“以第三村民小组为当事人的诉讼应以小组长作为主要负责人提起。小组长以村民小组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七条履行民主议定程序。”袁爱芬删除的文字内容,在同类型案件中,厦门市中级法院(2015)厦民终字第1563号裁定书有记载,同安区法院(2014)同民初字第2723号裁定书有记载,陈永康所提交的其它的裁判文书多有记载。可见,袁爱芬删除《上诉状》上诉请求的重要内容,必然干扰法院公正裁判。
袁爱芬还删除其它的重要内容,篇幅所限而没全部列出。查阅卷宗,比对判决书与《上诉状》的内容,就清楚了。
3、判决书把句子“履行民主议定程序”写成“履行民主设定程序”,把句子“一审法院没有在判决书中阐明该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写成“一审法院没有在判决书中查明该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一字之差,意思大不一样。按照厦门法院传票要求,陈永康把《上诉状》存储在光盘交给法官。法官袁爱芬编写判决书时,把光盘的电子文本拷贝下来使用,出现笔误的几率几乎为零。“一审法院没有在判决书中阐明该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仅仅因为这事,案件就得发回重审。承办法官袁爱芬把“阐明”写成“查明”,意图不言而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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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06:33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同安区法院、厦门市中院的法官故意侵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叶林薇法官以“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为借口,故意作出不符合事实、违反法律规定的决定——“对该项(陈永康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审理”,侵害了陈永康的诉讼权利。
1、2012年陈瑞春以小组的名义起诉陈永康,请求法院认定租地合同无效并判令土地腾空返还,系合同纠纷案;2016年陈永康起诉陈瑞春,请求法院确认陈瑞春没有资格以小组的名义起诉并判令陈瑞春赔偿300元,系侵权责任纠纷案。原告不相同,纠纷的法律关系不相同,案件的基本事实不相同,两诉不是“一事”。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并不一致,诉讼标的不相同,诉讼请求不相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2016年陈永康起诉陈瑞春不构成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民提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权威解释,“属于重复起诉,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陈永康起诉陈瑞春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以上事实,陈永康在《上诉状》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中,均有详细的表述。
(2016)闽0212民初3035号判决书写道:“本院认为,陈永康在知晓相关生效判决之认定,且再审申请被驳回的情况下,却另行起诉要求本院确认陈瑞春没有资格以阳翟三组的名义提起诉讼,该诉求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及司法权威受损,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审理。”认定陈永康的诉求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没有法律依据。
2、(2016)闽0212民初3035号判决书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当事人不得提出与生效判决作出的判决相矛盾的主张,法院亦不得作出与之相反的新判断。”实际上,厦门法院的判决书自相矛盾。
在(2015)民提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属于重复起诉,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在(2017)闽02民终2525号判决书,厦门市中级法院认为:起诉与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相悖,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017年厦门法院不应该作出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定相悖的新判断。
3、厦门法官袁爱芬写判决书,不应该作出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判相悖的新判断。请看厦门中院作出的裁定书、判决书:
(2013)厦民终字第217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两者所依据的事实不同,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也不同,诉讼请求亦不相同。故本案黄茂林的起诉不违反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
(2016)闽02民终514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院认为:已生效的(1997)厦集经初字第125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当事人与本案当事人并不一致,所涉及的房产与本案的争议标的亦不相同,本案并不存在重复起诉的法定情形。”
(2016)闽02民终523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这两起诉讼之间的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均不相同,本次诉讼并不构成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再次起诉,故林新祝提起本案诉讼并不违反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
(2017)闽02民终54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现谢素惠就相同的事由、当事人和诉讼请求重复提起诉讼,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一审法院对其重复起诉裁定不予受理正确,应予维持。”
4、所谓“起诉与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相悖,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法官袁爱芬、叶林薇,请回答。
5、陈永康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找到大量的“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类型案件的裁判文书,其适用法律均与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相同,属于重复起诉,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案例外,(2017)闽02民终252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起诉与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相悖,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而作出判决,系全国首创此外,在厦门法院(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书,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认定“小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以小组的名义起诉”后,直接认定小组长有权代表小组起诉,也系全国首创。在(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书,二审法院追认一审原告的起诉权,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同样系全国首创。厦门法院是全国先进单位,厦门法官为何会这样?
五、对应当发回重审的案件,法官故意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终审判决。
2015年《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未作审理、判决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根据这法律规定,厦门市中级法院处理(2017)闽02民终2525号案件,应当发回重审,因为同安区人民法院没有审理关于确认陈瑞春没有资格代表小组起诉的诉讼诉求。
厦门中院法官袁爱芬明知,一审法院没有审理原告陈永康的第一项诉求(确认陈瑞春没有资格以小组的名义起诉),依法应当发回同安区法院重审,故意作出违反《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二十六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判决。
六、厦门中级法院法官纪赐进、许向毅没有履行审判员职责,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进行审查。
(2017)闽02民终252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关于陈永康的其它诉讼请求,因为超过一审诉讼请求范围,本院依法不予审理”,是错误的。 所谓“关于陈永康的其它的上诉请求” 是请求厦门中级法院认定事实,是用以证实同安区法院判决错误的,并不“超过一审诉讼请求范围”。纪赐进、许向毅、袁爱芬等法官不审理“关于陈永康的其它的上诉请求”,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也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等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关于陈永康的其它的上诉请求”不是“独立的诉讼请求”,无法另行起诉。
“关于陈永康的其它的上诉请求”提到的,同时写在《上诉状》的“事实与理由”中——几乎完全相同的书面文字内容同时出现在一份《上诉状》的两个不同的位置,但是法官也没有审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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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06:34 | 显示全部楼层
七、纪赐进、叶林薇等法官不审查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在判决书中掩盖重要事实,是渎职、失职行为。
自2014年1月1日起,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全国各地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陈永康于2016年初开始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找和下载“小组长以村民小组的名义起诉”类型的裁判文书。陈永康已经从该网找到445份“小组长以村民小组的名义起诉”的裁判书,并将其刻录于光盘,且部分打印,提交同安区法院、厦门中级法院。
这四百多份裁判文书,确认以下事实: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裁判书中,法院认定小组长有权代表小组起诉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2006]民立他字第23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七条(修订前)、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八条。其中,包括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厦民终字第1563号民事裁定书,也这样。而且,至今为止,在中国公布的裁判文书中,仅有陈瑞春小组长以小组的名义起诉不需要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会讨论决定。以上事实,在《起诉书》、《上诉书》和《代理词》中,陈永康多次提出。纪赐进、许向毅、袁爱芬、叶林薇等法官不审查这事实,不认定这事实,也不否定这事实,在判决书中掩盖这事实。
八、法官王铁玲、袁爱芬审理陈永康案件时,不讲法律又不讲道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陈永康所提交的四百多份裁判文书,能够确认事实:全中国各地法院认定小组长有权代表小组起诉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2006]民立他字第23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至今为止,无论是小组长陈军民、前任小组长陈瑞春,还是同安区法院法官、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均不敢否认这事实。
《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a、关于小组长陈瑞春有权代表小组起诉的法律依据之问题,审理陈永康案件的每一位法官均避而不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书,认定“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代表小组起诉”之事实,而后直接认定“陈瑞春小组长有权代表小组起诉”,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只有事实为根据,没有法律为准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书直接认定“陈瑞春小组长有权代表小组起诉”——这错误的做法,已经延续五年了。谁来主持公道?
b、“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是公民,“阳翟三组”是集体组织。“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代表小组起诉”不等同于“阳翟三组同意小组长代表小组起诉”。在二审程序中,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初作出的(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书追认由陈瑞春于2012年初以小组名义提起诉讼的原审原告(阳翟三组)之起诉权,没有法律依据。简而言之,二审法院追认一审原告的起诉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些道理,虽然陈永康反复多次地以口头、书面的形式向审理陈永康案件的法官作出表述,但是法官不予理睬。
(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书的法官王铁玲和章毅不讲法律又不讲道理;(2017)闽02民终2525号判决书的法官纪赐进、许向毅和袁爱芬仍然不讲法律又不讲道理。这事归谁管?
九、(2016)闽0212民初3035号判决书认为“对于原告陈永康所提交的388份全国各地法院裁判文书以及本院所作出的(2014)同民初字第874号裁定书,因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1、388份全国各地法院裁判文书能够确认事实:全中国各地法院认定小组长有权代表小组起诉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2006]民立他字第23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此,不管是小组长,还是法官,任何人不敢否认这一事实。
2、《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388份全国各地法院裁判文书认定小组长有权代表小组起诉的法律依据,也是认定陈瑞春小组长有权代表小组起诉的法律依据。
3、388份全国各地法院裁判文书中代表小组起诉的小组长是中国人,陈瑞春也是中国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陈瑞春并不享有特权。
4、陈永康以“小组长以村民小组的名义起诉”等为关键词,使用电脑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所存储的三千多万份裁判文书中找出那388份裁判书。假如没有关联性,电脑是找不到那388份裁判文书的。应该尊重科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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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06:34 | 显示全部楼层
十、(2017)闽02民终2525号判决书认为“陈永康一审提交的388份全国各地法院裁判文书及二审中提交的49份2017年度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裁判文书的当事人均不是陈永康与陈瑞春,与本案事实也不存在关联,故上述文书均不足以否定(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其一、本案是侵权责任案件,不是再审案件。陈永康一审提交的388份全国各地法院裁判文书及二审中提交的49份2017年度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裁判文书能不能否定(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审查后予以认定。
其二、“裁判文书的当事人均不是陈永康与陈瑞春”,这无法否定裁判文书能够确认的事实——全国各地法院确认小组长有权代表小组起诉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2006]民立他字第23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其三、“与本案事实也不存在关联”的说法是错误的,如前所述。
十一、本案的法官袁爱芬、叶林薇均有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行为。
1、2017年1月4日同安法院开庭审理(2016)闽0212民初3035号案,没给《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单》;2017年9月25日厦门中院开庭审理(2017)闽02民终2525号案时,法官袁爱芬才告知“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员庄伟平变更为许向毅。法官叶林薇、袁爱芬均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可能造成不公平。法庭上,法官说普通话,口音不准。合议庭组成人员姓名是由哪些汉字组成的,陈永康听不清楚。实际上,看到判决书后,陈永康才知道合议庭组成人员的姓名。
2、2017年1月4日同安法院开庭时,原告陈永康提交388份裁判书和其它的材料作为证据,法官叶林薇拒绝出具证据收据,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叶林薇声称,“法庭有录像,就不用给证据收据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你有意见,就找我们的领导讲。”
3、其它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行为,例如:陈永康在《上诉状》中提出上诉请求:三十八、请求法院必须认定的事实是:在被告于2017年1月3日提交的3份裁判文书中,没有存在任何事实能够证明“陈瑞春于2012年4月9日以小组名义起诉时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履行民主议定程序。” 合议庭并没有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二审诉讼程序对其进行审理,更为严重的是,法官袁爱芬写判决书时删除该上诉请求,判决书表述陈永康上诉请求的内容造假。
4、本案,不予审理而作出判决,就是最严重的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行为。
十二、同法官同法院同案不同判,极其不公正。
1、法官叶林薇写(2014)同民初字第2723号判决书,同安法院认为“以村民小组为当事人的诉讼应以小组长作为主要负责人提起。小组长以村民小组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履行民主议定程序。”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裁定驳回起诉。理由是:“未有充分证据证明西洋四组召开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小组会议,并不符合村民小组起诉履行民主议定程序的要求”。厦门法院(2015)厦民终字第1563号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小组长陈瑞春2012年4月9日以小组名义起诉,没有召开小组会议,同安法院立案审理判决。厦门中院认定“小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以小组的名义起诉”,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直接认定陈瑞春有权代表小组起诉。厦门中级法院作出(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书,维持原判,与(2015)厦民终字第1563号裁定书一起呈现“同法院同案不同判”。
    法官叶林薇审理本案,写出(2016)闽0212民初3035号判决书,延续(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书的错误,认同陈瑞春有权代表小组起诉。
总而言之,同安区五显镇西洋村叶文铨小组长,召开小组会议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驳回起诉。同安区阳翟社区陈瑞春小组长,没有召开小组会议,法院立案审理判决。承办法官叶林薇不公正。
2、法官叶林薇写(2016)闽0212民初3035号判决书,同安法院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当事人不得提出与生效判决作出的判决相矛盾的主张,法院亦不得作出与之相反的新判断”,以“当事人不得提出与生效判决作出的判决相矛盾的主张”为由,不审理陈永康关于确认陈瑞春没有资格代表小组起诉的诉讼请求,与此同时,同安法院作出与(2015)民提字第5号、(2016)闽02民终5146号、(2016)闽02民终5146号、(2016)闽02民终5230号和(2017)闽02民终548号等裁判文书相反的新判断。其中,“属于重复起诉,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有法律依据,新判断的“起诉与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相悖,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没有法律依据。
在(2016)闽0212民初3035号判决书中,一句话的前半句“当事人不得提出与生效判决作出的判决相矛盾的主张”对陈永康有效力,后半句“法院亦不得作出与之相反的新判断”对同安法院无效力。叶林薇太不公正。
同案不同判,同法院同案不同判,甚至同法官同案不同判——叶林薇、袁爱芬等法官写的裁判文书就像作家写的科幻小说或神话故事,变来变去的,让老百姓眼花缭乱,这如何是好?这怎么提高司法公信力?
请电脑上网,百度搜索“厦门陈永康土地合同案件”,了解更多信息。
结束语:在一个民事诉讼案件中,承办法官多次违反法律规定,判决书依然有法律效力。老百姓能接受吗?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错误裁判的,根据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二章(追究范围)第十四条,应该追究责任。
信访人   陈永康
2017年11月14日
附件:
1、(2016)闽0212民初3035号民事判决书;
2、(2017)闽02民终字第2525号民事判决;
3、(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书;
4、(2015)厦民终字第1563号民事裁定书;
5、(2014)同民初字第2723号民事裁定书;
6、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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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10:37 | 显示全部楼层
(接续)


附件1、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212民初3035号
    原告:陈永康,男,汉族,1959年8月18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二房三里412号。
    委托代理人:林恩典,男,汉族,1956年2月14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上古街10号之二101。
    被告:陈瑞春,女,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二房三里483号,公民身份证号码:350221196301113528。
    原告陈永康与被告陈瑞春侵权责任纠纷一案,陈永康于2016年7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陈永康及其委托人林恩典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瑞春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应诉,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永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2012年4月9日被告陈瑞春没有资格以“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三居民小组”名义起诉陈永康;确认2012年4月9日陈瑞春以小组名义起诉陈永康的行为使陈永康花时间、花精力、支付交通费,给陈永康造成损失。2、判令陈瑞春向陈永康赔偿交通费和误工费,赔偿金额为人民币300元。事实与理由:陈瑞春于2012年4月9日以小组名义起诉陈永康时,事先没有召开村民小组会议或居民小组会议,没有在村民小组会议或居民小组会议中讨论以小组名义起诉陈永康的事情,更没有在村民小组会议或居民小组会议中决定以小组名义起诉陈永康。起诉时没有提交已经履行民主议定程序的证据。故陈瑞春于2012年4月9日以小组名义起诉陈永康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无权代表阳翟村第三村民小组起诉陈永康。陈瑞春的行为迫使陈永康不得不多次出庭参加诉讼,正常的生活与生意受到干扰,造成精神上、物质上的损失。陈永康为维护自身权益,特向法院提出如上诉讼请求,望判如所请。
    被告陈瑞春辩称:原告陈永康的诉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陈瑞春曾担任阳翟村第三村民小组小组长,代表该村民小组起诉陈永康之时,取得了大多数村民同意,履行了民主程序。本案涉及的(2012)同民初字第2013号租赁合同纠纷,已由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陈永康不服二审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再审申请。在该案中,陈瑞春作为小组长代表村民小组起诉的资格已被生效法律判决所确认。现陈永康要求陈瑞春赔偿其交通费及误工费没有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予以驳回。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4月9日,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三小组(以下简称阳翟社区三组)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阳翟社区三组与陈永康于1999年5月1日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及其2009年5月10日所签订的续租合同无效;2、陈永康立即将址在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三小组同丙公路东侧土地腾空返还给阳翟社区三组;3、本案诉讼费由陈永康承担。本案被告陈瑞春作为时任小组长及阳翟社区三组代表人在起诉状上签字。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7日作出(2012)同民初字第2013号民事判决书支持阳翟社区三组的诉讼请求。陈永康不服一审判决,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述,其上诉理由之一系小组长陈瑞春以阳翟三组之名义提起诉讼,未履行民主议定程序,其起诉不具备受理条件。针对陈永康的这一上诉理由,阳翟三组提交了村民签名的请愿书、会议记录等证据,足以证明陈瑞春的诉讼行为代表全体村民的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20日作出(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民事判决,认为:虽然阳翟社区三组起诉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但其事后提交的请愿书、会议记录均能证明阳翟社区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以小组名义通过诉讼解决纠纷;“为免当事人讼累,本案可直接认定阳翟社区三组小组长以小组名义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永康不服(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民事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阳翟三组自始自终未曾召开过村民小组会议讨论起诉陈永康的事情,因此小组长无权起诉陈永康。一审法院却有法不依,对本案进行立案、审理和判决。二审中小组长提供的请愿书生成在一审判决之后,已经超出举证期限,其还提供了一份《居民小组会议记录》,但阳翟三组并为召开村民会议,该证据是伪造的。二审法院采纳伪造证据作为有效证据,认定多数村民支持小组长,是错误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2日作出(2014)闽民申字第14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关于陈永康主张小组长陈瑞春以小组名义起诉,阳翟三组在一审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组长陈瑞春经授权参加本案诉讼问题。经查,根据阳翟三组二审提交的请愿书、会议记录等能证明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均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故裁定“驳回陈永康的再审申请”。
    对于原告陈永康所提交的388份全国各地法院裁判文书以及本院所作出的(2014)同民初字第874号裁定书,因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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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10:37 | 显示全部楼层
庭审中,原告陈永康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陈瑞春向陈永康公开道歉。陈瑞春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把自己签名、按指纹的道歉书张贴在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第三小组的祖屋大门口的公告栏中,为自己侵害陈永康之民事权益而表示歉意。本院依法询问陈瑞春是否需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陈瑞春表示不需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没有新的答辩意见。另,陈永康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之后又多次提出增加诉讼请求,其诉求因超过法定期限,本院不予受理。
上述事实,有阳翟社区三组于2012年4月9日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2012)同民初字第2013号判决书、(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书、(2014)闽民申字第144号裁定书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笔录等证据在案为证,上述证据经庭审当庭举证、当庭质证,本院审查、审核,对其相应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当事人不得提出与生效判决作出的判决相矛盾的主张,法院亦不得作出与之相反的新判断。本案中,关于原告陈永康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即2012年4月9日被告陈瑞春是否有资格代表祥平社区三组提起诉讼的问题,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书已作出认定。陈永康针对(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的再审申请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闽民申字第1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同时,(2014)闽民申字第144号民事裁定书经审查再次确认“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陈永康在知晓相关生效判决之认定,且再审申请被驳回的情况下,却另行起诉要求本院确认陈瑞春没有资格以阳翟三组的名义提起诉讼,该诉求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及司法权威受损,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审理。关于陈永康要求陈瑞春赔偿损失并道歉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陈瑞春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自愿放弃诉讼权利,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永康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陈永康负担,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叶林薇
    人民陪审员  苏英巍
    人民陪审员  蔡志英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三日
    代 书记员  洪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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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12:26 | 显示全部楼层
附件2、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民终25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康,男,汉族,1959年8月18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二房三里412号。
委托代理人:林恩典,男,汉族,1956年2月14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上古街10号之二101。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瑞春,女,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二房三里483号。
上诉人陈永康因与被上诉人陈瑞春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6)闽0212民初3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陈永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二、认定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所谓构成“一事”或“重复起诉”,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或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三、认定事实:陈永康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民提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其中认定:“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如果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属于重复起诉,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用以证明一审判决中以“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为由不审理原告陈永康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错误;四、确认:一审判决以“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为由不审理原告陈永康在《起诉状》中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错误。五、认定事实:一审判决载明原告陈永康、被告陈瑞春,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同民初字第2013号民事判决书记载原告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居民委员会第三小组,被告陈永康,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不相同;六、认定事实:一审判决记载陈永康请求法院判令陈瑞春向其赔偿交通费和误工费,赔偿金额为人民币300元,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同民初字第2013号民事判决书记载阳翟社区三组请求法院判令陈永康将土地腾空返还给阳翟三组,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不相同;七、认定事实:一审判决书中陈永康的诉讼请求与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同民初字第2013号民事判决书中阳翟社区三组提出的诉讼请求不相同;八、认定事实:(2016)闽0212民初3035号案件中是公民起诉公民,(2012)同民初字第2013号案中,其它组织起诉公民,法律关系不相同;九、认定事实:(2016)闽0212民初3035号案是侵权责任纠纷案,(2012)同民初字第2013号案是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案由不相同;十、认定事实:(2016)闽0212民初3035号案之基本事实:2012年4月9日小组长陈瑞春以小组名义起诉,起诉时没有提交已经履行民主议定程序的证据,(2012)同民初字第2013号案的基本事实是:1999年陈永康与小组签订土地租赁合同,2009年签订续租合同,两个案件的基本事实不相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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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12:27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一、认定事实:(2016)闽0212民初3035号案的基本事实发生于(2012)同民初字第2013号案件立案之前,(2016)闽0212民初3035号案的基本事实不会因(2012)同民初字第2013号案件立案、审理与判决而变化;十二、认定事实:(2016)闽0212民初3035号责任侵权纠纷案件与(2012)同民初字第2013号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之间当事人不相同、诉讼标的不相同、诉讼请求不相同,民事法律关系不相同,案由不相同,基本事实不相同,不存在“当事人又起诉”的事实,没有“构成重复起诉”,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款的规定不能作为(2016)闽0212民初3035号民事判决的法律依据;十三、认定事实:(2016)闽0212民初3035号民事判决中以“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为由不审理陈永康的起诉,应裁定驳回陈永康起诉或裁定驳回陈永康诉讼请求,不应该判决驳回原告陈永康全部诉讼请求,换言之,审理了才能判决,不审理则不能判决,不审理就必须作出裁定。一审判决驳回陈永康全部诉讼请求错误;十四、认定事实:(2016)闽0212民初3035号案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陈瑞春于2012年4月9日以小组名义起诉时没有提交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履行民主议定程序的证据;十五、认定事实:陈瑞春在2017年1月3日答辩状中称:陈瑞春系时任本小组小组长,其提起诉讼履行了民主议定程序,取得了大多数村民的同意,因此有权以第三小组名义起诉并行使诉讼权利,但陈瑞春没有提交其提起诉讼履行了民主议定程序的证据;十六、认定事实:被告陈瑞春提交答辩意见时,还提交了附件即3份裁判文书,该3份裁判文书中,法院已经认定的事实是:《请愿书》、《会议记录》这两份材料证明,阳翟社区三组大多数村民均同意小组长以小组的名义通过诉讼解决纠纷、阳翟社区三组多数成员认可小组长以阳翟社区三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均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2016)闽0212民初3035号判决书载明(2014)闽民申第114号民事裁定书经审查后再次确认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十七、认定事实:至今为止,虽然法院认定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但并没有认定阳翟三组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履行了民主议定程序,没有认定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陈瑞春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法院没有阐明在认定“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后,认可陈瑞春有资格代表小组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之理由。也没有说明在认定“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后,认可陈瑞春有资格代表小组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之法律依据是什么。法院认定“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实质上只是认定,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有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之意愿,并不是认定阳翟三组作出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的决定;在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的情况下,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的情况,在“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的情况下,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2006)民立他字第23号文件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2006)民立他字第23号文件的规定,“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满足了“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满足“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的充分必要条件。十八、认定事实:根据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西洋村第三、第四小组为原告的(2014)同民初字第874号裁定书,虽然原告西洋三组、西洋四组合计共有户数150户,84户户主签名同意,但是不符合村民小组起诉履行民主议定程序的要求,故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多数村民同意也没用。十九、认定事实: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西洋村第四村民小组组长叶文铨以小组名义起诉,提交多数村民签字同意的会议记录,被同安区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三小组陈瑞春以小组名义起诉,没有提交会议记录,一审法院作出判决。本案一审的审判长已经亲自审理过五显镇西洋村三组、四组的案件,而后审理本案件中扮演不同角色,提出不同的主张,适用不同法律,作出不同裁判结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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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12:28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认定事实:(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案传票记载的开庭时间为2013年1月10日,根据(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书记载,(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案(二审)开庭时小组长是陈军民而不是陈瑞春,在(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案的二审法庭辩论结束后,召开村民会议,召开村民会议的时间比开庭时间迟19天,因为时间关系,《会议记录》不能授权陈军民于2013年1月10日代表小组行使诉讼权利,因为时间关系以及小组长身份问题,《会议记录》不能授权陈瑞春于2012年4月9日以小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二审法院对一审原告的起诉权进行追认并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村民小组会议可以对“小组长以小组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 进行追认授权,村民小组会议所做的决定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才有效;二十一、认定事实:原告陈永康于2016年7月20日起诉时向同安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2006)民立他字第23号文件,陈瑞春没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提出异议,也没有对上述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没有在判决书中阐明上述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二十二、认定事实:一审法院没有正确判断证据有无证明力与证明力大小,没有根据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作出裁判;二十三、认定事实:陈瑞春于2017年1月3日提交的3份裁判文书因为存在以下事实失去了证明,即(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民事判决书记载“未免当事人讼累,本案可直接认定阳翟社区三组小组长以小组名义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其中,“未免当事人讼累”成为法官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立他字第23号文件的规定作出裁判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只是说辞,没有实质性内容,没有载明符合所对应之哪一部法律的哪一条规定,做法存在严重的错误。陈瑞春以其提交的3份裁判文书证明其有权以第三小组名义起诉并行使诉讼权利”,没有法律依据;二十四、认定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陈瑞春提交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陈瑞春无须举证证明,陈永康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陈永康提交的400多份证据足以推翻陈瑞春以3份裁判文书确认的“陈瑞春有权,也有资格以第三小组的名义起诉”及“有主体资格”的事实,陈瑞春对反驳陈永康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二十五、认定事实:陈永康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即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行申318号裁定书,其中认定邹兴林以新居小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可以作为用以证明“陈瑞春未能提供阳翟三组小组会议讨论决定提起民事诉讼”的证据,陈瑞春以阳翟三组名义于2012年4月9日提起诉讼,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十六、认定事实:陈永康起诉时提交的100份全国各地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开庭时提交的388份全国各地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及陈瑞春2017年1月3日提交的3份裁判文书中,均存在“小组长以村民小组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之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涉及到“小组长以村民小组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的事项,双方提交的上述裁判文书均与本案事实有关联性,足以推翻法官在一审原判决中提出的主张(对于原告陈永康所提交的388份全国各地法院裁判文书以及本院所作出的(2014)同民初字第874号裁定书,因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二十七、认定事实:陈永康提交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行终878号判决书作为证据,其中记载“胜利国际公司提交了在先判例,还提交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长中民一终字第02518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证据,均被法院采信”,用以证明“原告陈永康在一审中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全国各地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能够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请求二审法院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该证据是否采信的理由;二十八、认定事实:一审判决书隐瞒了大量的证据,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立他字第23号文件、《小组长能否以村民小组的名义起诉》(人民法院报文章)、1998年同安区土地规划图、《厦门市同安区政府关于村改居的批复》、《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书,粤检民不字〔2014〕8号》等等,违反《法官法》第三十二条(五)的规定,《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书,粤检民不字〔2014〕8号》能够证明,小组长陈瑞春及委托代理人詹进恭均不具有代理资格,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在判决书中查明阐明)该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甚至不提到该证据;二十九、认定事实:除了388份全国各地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以外,一审法院没有在判决书中阐明原告陈永康提交的大量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规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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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12: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十、认定事实:陈永康当庭递交388份全国各地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等证据,一审审判长以及书记员收到证据后拒绝出具收据,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三十一、认定事实:2017年1月4日开庭时,审判长叶林薇才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姓名告诉陈永康,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一审法院没有在三日内告知陈永康,《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没有给陈永康,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可能造成不公平;三十二、认定事实: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书没有原告陈永康提交之证据的名称与数量等信息,没有认定陈永康提交的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也没有否定陈永康提交的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没有对原告陈永康提交的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三十三、认定事实:2017年1月4日,审判长叶林薇只是针对原告陈永康于2016年7月20日提交的《起诉状》进行审理,并没有针对原告陈永康当庭提交的《增加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因为被告陈瑞春没有到庭,原告又增加诉讼请求,审判长表示要给被告延长举证期限,故审判长先征求原告意见(原告表示愿意当天先审理《起诉状》,下一次开庭审理《增加诉讼请求》,在等待下一次开庭期间,陈永康又先后提交了《第二次增加诉讼请求》、《第三次增加诉讼请求》、《第四次增加诉讼请求》、《第五次增加诉讼请求》和《变更诉讼请求》等诉讼文件,2017年2月28日,法院突然通知原告陈永康领取判决书,“原告多次提交增加诉讼请求”被认为“已经超过诉讼期限”而不予审理。本案是按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合议庭尚未对原告提交的全部诉讼请求与证据材料等审理完毕,法院就做出判决,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十二章的多项规定;三十四、认定事实:在判决书中,陈永康起诉时提交的100份全国各地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的纸质的打印件(证据)没有被记载下来;三十五、认定事实:一审阶段,同安区人民法院仅仅开庭审理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的诉求,并没有开庭审理2017年1月4日原告提交的《增加诉讼请求》,而且遗漏了2017年1月4日以后原告提交的《第二次增加诉讼请求》、《第三次增加诉讼请求》、《第四次增加诉讼请求》、《第五次诉讼请求》和《变更诉讼请求》等多次诉讼请求,在每一次增加的诉讼请求诉讼文件中有多项诉讼请求;三十六、开庭审理陈永康在一审期间提交的《第二次增加诉讼请求》、《第三次增加诉讼请求》、《第四次增加诉讼请求》、《第五次增加诉讼请求》和《变更诉讼请求》等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十九确认:1、小组长陈瑞春以阳翟三组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履行民主议定程序;2、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仅仅满足陈瑞春有资格以阳翟三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的必要条件,并不满足“陈瑞春有资格以阳翟三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的充分必要条件;3、“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并不等同于“陈瑞春有资格以阳翟三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只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4、以“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为由判定“陈瑞春有资格以阳翟三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缺乏法律依据的;5、以“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为由判定“陈瑞春有资格以阳翟三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不公正且不负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案件的基本事实不清,当事人争议焦点不明,第一审普通程序履行不完整,遗漏多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的审判长叶林薇违反法定程序,没有在法庭上公开审理增加诉讼请求,隐瞒了陈永康提交的大量证据,隐瞒了案件的诸多事实。
陈永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2012年4月9日被告陈瑞春没有资格以“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三居民小组”名义起诉陈永康;确认2012年4月9日陈瑞春以小组名义起诉陈永康的行为使陈永康花时间、花精力、支付交通费,给陈永康造成损失。2、判令陈瑞春向陈永康赔偿交通费和误工费,赔偿金额为人民币300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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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12:3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4月9日,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三小组(以下简称阳翟社区三组)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阳翟社区三组与陈永康于1999年5月1日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及其2009年5月10日所签订的续租合同无效;2、陈永康立即将址在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三小组同丙公路东侧土地腾空返还给阳翟社区三组;3、本案诉讼费由陈永康承担。陈瑞春作为时任小组长及阳翟社区三组代表人在起诉状上签字。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7日作出(2012)同民初字第2013号民事判决书支持阳翟社区三组的诉讼请求。陈永康不服一审判决,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之一系小组长陈瑞春以阳翟三组之名义提起诉讼,未履行民主议定程序,其起诉不具备受理条件。针对陈永康的这一上诉理由,阳翟三组提交了村民签名的请愿书、会议记录等证据,用以证明陈瑞春的诉讼行为代表全体村民的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20日作出(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民事判决,认为:虽然阳翟社区三组起诉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但其事后提交的请愿书、会议记录均能证明阳翟社区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以小组名义通过诉讼解决纠纷;“为免当事人讼累,本案可直接认定阳翟社区三组小组长以小组名义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永康不服(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民事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阳翟三组自始自终未曾召开过村民小组会议讨论起诉陈永康的事情,因此小组长无权起诉陈永康。一审法院却有法不依,对本案进行立案、审理和判决。二审中小组长提供的请愿书生成在一审判决之后,已经超出举证期限,其还提供了一份《居民小组会议记录》,但阳翟三组并为召开村民会议,该证据是伪造的。二审法院采纳伪造证据作为有效证据,认定多数村民支持小组长,是错误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2日作出(2014)闽民申字第14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关于陈永康主张小组长陈瑞春以小组名义起诉,阳翟三组在一审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组长陈瑞春经授权参加本案诉讼问题。经查,根据阳翟三组二审提交的请愿书、会议记录等能证明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均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故裁定“驳回陈永康的再审申请”。对于原告陈永康所提交的388份全国各地法院裁判文书以及本院所作出的(2014)同民初字第874号裁定书,因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庭审中,原告陈永康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陈瑞春向陈永康公开道歉。陈瑞春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把自己签名、按指纹的道歉书张贴在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第三小组的祖屋大门口的公告栏中,为自己侵害陈永康之民事权益而表示歉意。本院依法询问陈瑞春是否需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陈瑞春表示不需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没有新的答辩意见。另,陈永康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之后又多次提出增加诉讼请求,其诉求因超过法定期限,本院不予受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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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12:38 | 显示全部楼层
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当事人不得提出与生效判决作出的判决相矛盾的主张,法院亦不得作出与之相反的新判断。本案中,关于原告陈永康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即2012年4月9日被告陈瑞春是否有资格代表祥平社区三组提起诉讼的问题,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书已作出认定。陈永康针对(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的再审申请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闽民申字第1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同时,(2014)闽民申字第144号民事裁定书经审查再次确认“阳翟三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代表阳翟三组提起本案诉讼”。陈永康在知晓相关生效判决之认定,且再审申请被驳回的情况下,却另行起诉要求本院确认陈瑞春没有资格以阳翟三组的名义提起诉讼,该诉求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及司法权威受损,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审理。关于陈永康要求陈瑞春赔偿损失并道歉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陈瑞春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自愿放弃诉讼权利,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永康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陈永康提出如下异议:1、2012年4月9日是陈瑞春起诉,而不是阳翟社区三组起诉,一审判决表述不正确,起诉状上没有阳翟社区三组盖章,没有小组集体组织授权,没有小组履行民主(议)定程序的证据;2、对一审法院认为陈永康在一审法院辩论结束后又多次提出增加诉讼请求、其诉求超过法定期限有异议,法庭辩论未结束,一审法官有说还要第二次、第三次开庭,陈永康提出的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法定期限。除此之外,陈永康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它事实没有异议。陈瑞春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陈永康二审中提交49份2017年度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与本案类似的裁判文书。经审查,陈永康与陈瑞春均不是上述案例当事人,但都是小组长以小组的名义起诉的案例。
本院认为,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陈永康一审起诉陈瑞春2012年4月9日没有资格以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三居民小组名义起诉,给其造成损失,要求陈瑞春赔偿其交通费、误工费300元。根据查明的事实,2012年4月9日陈瑞春在起诉状上签字,系以阳翟社区三组为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立案审理后作出(2012)同民初字第2013号民事判决,后陈永康针对(2012)同民初字第2013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其中上诉理由之一就是陈瑞春以阳翟社区三组的名义提起诉讼,未履行民主议定程序,其起诉不具备受理条件。本院作出的(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民事判决认定该案系阳翟三组小组张以小组名义提起诉讼,因此,关于陈瑞春2012年4月9日是否有资格以阳翟社区三居组名义起诉已经二审终审判决认定,其认为陈瑞春2012年4月9日没有资格以阳翟社区三组名义起诉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陈永康一审提交的388份全国各地法院裁判文书及二审中提交的49份2017年度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裁判文书的当事人均不是陈永康与陈瑞春,与本案事实也不存在关联,故上述文书均不足以否定(2013)厦门终字第177号民事判决依然具有法律效力。在(2013)厦门终字第177号民事判决依然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陈永康另行起诉要求确认陈瑞春没有资格以阳翟三组的名义起诉与生效的民事判决相悖,一审法院认为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并不予审理并无不当。陈永康要求陈瑞春赔偿其交通费和误工费300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陈永康的其它上诉请求,因超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本院依法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陈永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100元,有陈永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纪赐进
审判员    许向毅
代理审判员  袁爱芬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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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20: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最高法院召开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授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等83个单位“全国优秀法院”荣誉称号,中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国猛作为福建省法院系统代表上台领奖。本次“全国优秀法院”荣誉称号共授予两个中级法院,其余均为基层法院。——厦门法院网--厦门中院被最高法院授予“全国优秀法院”荣誉称号。

http://www.xmcourt.gov.cn/xwzx/fyyw/201502/t20150202_231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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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20:51 | 显示全部楼层
      同案不同判,同法院同案不同判,甚至同法官同案不同判——叶林薇、袁爱芬等法官写的裁判文书就像作家写的科幻小说或神话故事,变来变去的,让老百姓眼花缭乱,这如何是好?这怎么提高司法公信力?
      在一个民事诉讼案件中,承办法官多次违反法律规定,判决书依然有法律效力。老百姓能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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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20:53 | 显示全部楼层
      (2017)闽02民终252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起诉与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相悖,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而作出判决,系全国首创此外,在厦门法院(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书,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认定“小组大多数村民同意小组长以小组的名义起诉”后,直接认定小组长有权代表小组起诉,也系全国首创。在(2013)厦民终字第177号判决书,二审法院追认一审原告的起诉权,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同样系全国首创。厦门法院是全国先进单位,厦门法官为何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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