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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鼓浪风云

已有 380 次阅读2020-10-16 15:23

>[转载] 作者:陈石

       2017年9月4日,在鼓浪屿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近两个月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来到鼓浪屿著名的黄家花园,亲自为鼓浪屿颁发了世界遗产证书。当天,笔者有幸出席了授牌仪式,家乡获此殊荣,与有荣焉。
       回望一个多世纪前,厦门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鼓浪屿成了“万国租界地”。这是近代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社会的地区之一,这里有西方列强留下的历史印记,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有机融合。以“历史国际社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定位,让鼓浪屿多元的文化内涵得到了更大延展。
       风云变幻,沧海桑田。鼓浪屿申遗成功背后,除了那些教堂领馆、世家府邸、名人轶事之外,其实还有许多尘封的故事和珍贵的史料,在其精致恬适的西式外表之下,铭刻着厦门近代百余年的动荡与沧桑。
       站在黄家花园放眼望去,左前方百米之遥的晃岩路30号,是创建于1922年的中国银行鼓浪屿办事处旧址(现人民银行货币文化馆)。

插图1:右为原中国银行鼓浪屿办事处旧址,左为人民体育场(陈石)

       这幢不起眼的小楼位于岛上核心地段,面向当地俗称为“番仔球埔”的人民体育场,左傍建于明朝的保生大帝宫庙兴贤宫,俗称“大宫”(1985年被拆,现马约翰广场),右临黄家花园(印尼华侨、中南银行创始人黄亦住先生1920年投资兴建),背靠标志性景点日光岩。在兴贤宫背后隔着两三户人家的一幢红砖楼,便是笔者曾经居住30多年的老宅。

插图2:建于明朝的兴贤宫(网络资料)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鼓浪屿和中行鼓浪屿办事处竟然不经意间扮演了一个与百姓生活乃至与国家命运相关的角色。作为土生土长的原乡人,作为中国银行的后来人,作为曾在解放家乡的部队服役过的前军人,我很难忘却那段不寻常的故事。
       一、民族危亡,中行员工义无反顾,沦陷区侨汇经营纾民生
       我有一张老照片。照片里,48位年轻人身着军装,打着绑腿,精神抖擞,“军容”严整。这是1937年夏天厦门中行员工在鼓浪屿参加军训后的留影,拍摄地点在日光岩山脚下“港仔后”沙滩上,中间山腰处那幢七孔回廊两层楼为郭春秧别墅(香港北角春秧街因其得名)。此照片多年前由中国银行总行办公室从国家档案二馆淘来,笔者在总行影展中见到后,兴奋不已,立马翻拍带回,供在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行史馆里。

插图3:1937年夏,厦门中国银行员工在鼓浪屿军训留影(陈石 供)

       这张照片真实反映了“七七事变”前后黑云压城的严峻局势,记录了包括银行在内社会各界组织义勇队开展训练的情况,展现了厦门老百姓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
       那年夏天果然不平静。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随后,包括厦门中行在内的十几家中外银行相继撤往鼓浪屿公共租界营业。
       1938年5月10日凌晨,日军十几艘军舰满载着近五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从金门出发,悄悄驶入厦门五通一带海面,凌晨2点半从五通强行登陆,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一路疯狂杀戮,攻进市区。据长辈回忆,当时,日军飞机避开鼓浪屿租界,转而轰炸扫射厦鼓轮渡,有舢板和民众被击中。厦门军民顽强抵抗三天三夜,约7000余人遭日军屠杀。13日,厦门全岛沦陷。
       厦门沦陷后,作为福建省管辖行的厦门中行撤出机构人员,顾子余副理、黄呈栋襄理率会计文书并案卷转移到香港,组建闽行驻港通讯处,南洋及国外对厦汇款均由驻港闽处洽转中行鼓浪屿办事处办理。1940年7月中行转移到永安,翌年4月再转移至龙岩。中行鼓浪屿办事处仅留下顾景升、王泉保两位襄理,并添设两位副主任带领部分员工在岛上坚持营业,办事处实际上已成为对内对外均以省行名义行事的机构。
       战火肆虐,血雨腥风。短短几天内就有11万难民涌入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而当时厦门人口仅有18万。随着日寇封锁航道,岛上生活物质极度匮乏,十几万人挤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鼓浪屿不堪重负,陷入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悲惨境地。虽乡绅民众鼎力救助,仍有许多难民忍饥挨饿,流落街头,饿死人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乱世中,中行鼓浪屿办事处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岗位照常营业,表现出极大勇气和敬业精神。
       闽南地区是著名侨乡。由于中国银行国外通汇地点和省内机构分布广泛,侨汇解付安全迅速,深得侨胞侨眷信任,福建侨汇有60%通过中行汇入,且绝大部分集中厦门解付。1936年,厦门地区侨汇达5835.5万元,其中经中行汇入就达2341.5万元。
       炮声中,大部分侨汇信局逃到鼓浪屿,少数迁到泉州,个别选择留守厦门。据统计,1938年,鼓浪屿有侨批信局68家,厦门26家。由于沿海被日军封锁,各家信局皆陷入停顿状态,银行无法配合,汇款无法解付,广大侨眷生计受到极大影响。唯有中国银行坚持冒险运款解汇,以纾侨眷之困苦。随着大批侨汇信局的聚集,也使得鼓浪屿成为闽南侨汇的新枢纽。
       回顾这段历史,不得不提及当年在业界颇有名气的中行合昌信局,对前辈的智慧和远见感到由衷钦佩。1937年,厦门中行审时度势,专门成立合昌信局,对外与中行是两块牌子,以民营信局名义开展一般侨汇业务,对内实为中行的组成部分。
       合昌信局凭借体制、资本、渠道和现钞等优势,本着辅助侨胞、服务社会之精神,直接参与登门派送,并突破日寇封锁,从鼓浪屿密派干员,冒险挑运侨信过海经嵩屿转运漳州、泉州,确保侨汇清解,在侨胞中树立了良好信誉,迅速崛起成为业界领头羊。1938年至1941年间,就有158家信局委托合昌信局代付,海外华侨汇款几乎完全集中在厦门中行代解。

插图4:1940年8月8日,新加坡中国银行签发,鼓浪屿中国银行兑付的汇票(《侨批。海上金融之路》)

插图5:1940年11月28日印尼巨港华侨银行签发、入鼓浪屿中国银行账的汇票(黄清海供)

       合昌信局移驻泉州避难后,仍在鼓浪屿办事处内附设分号代理中行收发侨信汇款。对合昌信局侨汇业务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商请国民政府财政部、交通部予以协调,有效消除了体制性障碍和行业间困扰。财政部希望交通部“体念鼓浪屿环境特殊”,立即转饬福建邮政管理局,允许合昌信局鼓浪屿分号直接“寄发外洋批信,以维侨汇”。
       1940年2月19日,国民政府邮政总局致函福建邮政管理局电称,“查中国银行奉命办理侨汇,系推行国家抗战金融政策,邮局自应特别通融予以一切便利,嗣后对于合昌批信局代中国银行收发之批信,无论其封面写合昌转中国银行或中国银行转合昌或仅写中国银行,如国外邮政不发生问题,应一概予以放行,不得扣留。”可见侨汇对于国计民生是何等重要,可见中行于厦门沦陷期间在服务侨眷方面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插图6:1941年1月18日马来西亚巴生华侨银行签发、入鼓浪屿中国银行账的汇票(黄清海供)

       中行闽驻港处回复总驻港处信函中提及“至厦门失陷,闽省沿海一带风鹤频惊,信局不愿冒险存款内地,各内地同业亦均减少库存,停止解款,以致南洋侨胞汇款无门,大起恐慌,纷电院部设法救济。当时本行仍本为国家吸收外汇、补助侨胞宗旨,冒险运款,勉力送解。虽在敌机敌舰威胁轰炸之中,漏夜作书,照旧进行。侨胞困苦乃得解除。而南洋各信局亦悉本行,恳托代解,计闽属侨汇经由本行经汇者占70%,除大宗电汇、汇票不计,仅零星批信,经由本行直接送达侨胞眷属者,自(民国)廿六年开办至廿八年十月,共计解信件520475件,计款17202027元。”
       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对中行在厦门沦陷后坚持为侨胞沟通侨汇予以很高的评价。“敌陷厦门,扰及潮汕……银行或缩或停,一部分民信局则乘机取利,抬高手续费……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便设办事处于闽粤内地各城市乡村,而谋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远近,路无论通塞,皆乐于收汇,而汇水又甚低廉。近月来我侨胞远处乡国之父母兄弟姐妹,得如涸鲋获苏于勺水着,泰半恃此”。
       好景不长,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日军突然登陆鼓浪屿,昔日的公共租界也沦为敌占区。
       日军迅速占领各国领事馆、工部局、银行、洋行、邮电局、大北电报局等,抓捕了大批外国人和在上述机构供职的中国人。中行鼓浪屿办事处所有员工和警役也遭捆押,拘留在博爱医院,经审问后释放(据行史记载,“屿处沦陷时,计有同仁40余位,警工20余人”)。办事处负责人则被日海军兴亚院经济部押往银行清点库存现款和账目。银行库房铁柜被以军管名义贴上封条,全副武装的日军在中行门口架上机枪,不许任何人进出。连位于菽庄花园大门对面的中行员工宿舍(港后路2号)也成为关押驻鼓浪屿外国人的集中营。

插图7:抗战期间原鼓浪屿中国银行员工宿舍(陈石摄)

       那年,家父是鼓浪屿美华中学(后为康泰小学校舍)初二年级学生,日军登陆次日,他和同学照常到校,一眼就看到荷枪实弹站在校门口的鬼子兵。校长洪金喜牧师沉痛地朝同学们挥手说:“学校停办了,你们回去吧。”望着失去的校园,同学们悲愤不已,久久不愿离去。那种不愿意当亡国奴的痛苦,老人至今难忘!

插图8: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站岗(网络资料)

       当时,中行鼓浪屿办事处共有库存440万元库存现款,被日军悉数转至厦门台湾银行“保管”,中央、交通、汇丰、安达等银行库存也遭同样对待,连请求对被移走款项给个收据都不答应。
       7月间,日方宣布中央银行、汇丰银行、安达银行为敌性银行,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有商业性质强令复业。但旧存款无款支付,新存款几乎没有业务,华侨托收汇票、代外洋存户保管之存款单折等件,既不能收,也不能退,只能密为保存,待后来处理,业务受到极大破坏。加上日军断绝了厦鼓与漳州、泉州国统区的内陆交通,不仅生活物资进不来,侨汇也因此中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属马来亚、法属安南(今越南)、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美属菲律宾等闽南华侨主要侨居地及香港相继失陷。在日寇铁蹄下,这些侨汇主要来源地的侨批邮路几乎完全断绝,厦门及周边地区侨汇陷入空前萧条。
       今天,当人们在手机支付宝和微信平台上,用指尖轻触,须臾间闪付款项、秒杀商品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前辈,是他们以赤诚之心和侠肝义胆,义无反顾挑起了沦陷区侨批业持续经营的重任,以微薄之力支撑起广大侨眷家庭生计,给饱受战火蹂躏的经济民生带来一线希望和生机。
       二、穷途末路,蒋家王朝机关算尽,小岛藏金图东山再起
       1948年,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前发展,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都在这一年打响。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一溃千里,旧中国正处于城头易帜的子夜,中华民族命运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时刻。
       迫于局势,准备逃往台湾的蒋介石计划将当时存放于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金库中的黄金分四批运往台湾和厦门(国民政府于1927年在上海设立中央银行,总部设于外滩15号原华俄道胜银行大楼,但未建金库,而将中国银行金库征作国库)。
       这项绝密运金行动由老蒋亲自指挥,蒋经国负责沟通军队护航,宋子文负责海关总署调度,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负责金库协调,并与国民党军财务署中将署长吴嵩庆具体执行。黄金启运前,蒋介石专门任命自己的侍卫长石祖德为厦门警备司令,先行抵厦为运金事务打前站,并调南京一支警察部队到厦门看守这批金银,财务署总务科长李光烈被派驻厦门掌管军费提调。这些黄金是老蒋立足台湾、反攻大陆的本钱,他不能任其落入共产党或桂系李宗仁之手。
       惟百密一疏,1948年底第一批黄金从上海启运台湾就被一名英国记者无意发现并捅了出来。消息一出,金圆券如雪崩似狂贬,上海民怨沸腾、群情激愤,竟闹出7死57伤的“黄金挤兑惨案”。
       1949年1- 2月,吴嵩庆奉命分三批将上海中央银行的黄金、银元及纯银以“预支军费”名义转运厦门,这部分资产涉及黄金156-190万两,银元2200万块-2700万块。海关缉私舰“海星号”、“福星号”和海军“昆仑号”、“峨嵋号”、“美朋号”运输舰等中小型舰艇参与运输和护航行动。2月中旬,运输任务大致完成。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国国民党大事典》记载:“至本日为止,中央银行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
       之所以将这批金银存放厦门,老蒋可谓机关算尽。其一,厦门离台湾仅70余海里,一有风吹草动,随时可以运走; 其二,可就近给在大陆东南和西南的部队发饷,以支撑战局;第三,尽管台湾安全局势基本可控,惟兵荒马乱之际,得留点真金白银攥在手里,以防不测。而鼓浪屿这个风景如画、钢琴密度全国第一的小岛具有掩人耳目的先天条件。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个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岛上,一家毫不起眼的中国银行办事处,竟成为蒋介石为内战提供资金的最后堡垒,竟然与国家民族命运在这个节点扯上关系。
       军舰将金银运至厦门太古码头或相邻的海军码头,再用小艇驳到鼓浪屿背面“港仔后”沙滩海面上。一说是在岛上海军码头(即今观海园码头)靠岸。其实,“观海园旅游度假村”是1984年厦门中国银行与厦门旅游集团的合资项目(后改为贷款,因经营不善倒闭),而观海园码头是度假村出资200万元人民币于1985年兴建的,之前既无观海园(当地人称“省休”,即“省干部休养所”),也无观海园码头,更无鼓浪屿海军码头。

插图9:厦门和平码头,原太古码头(陈石摄)

       儿时,岛上孩子们夏天都泡在海里,这片沙滩和“省休”正是我们闹海的“主场”。笔者认为,吃水浅的小船可在那一带海边搁浅靠岸,稍大点的船艇几乎不可能,所以由小船在“港仔后”沙滩卸货比较符合常理,而卸载点很可能就是前面提及1937年厦门中行员工军训拍照的地方或离他们非常近的那段沙滩。
       “港仔后”沙滩坐落在日光岩山脚下,左前方海面远处是如今台湾占领的大担岛和二担岛,右前方是漳州港,正面是厦门港出海口。鼓浪屿环岛都是美丽的海滨浴场,唯独西边这个三百多米的浴场水域最宽,水质最好,且少有暗礁,洁白的沙滩细得像少女肌肤,与菽庄花园和周边景色融为一体。沙滩西边尽头处那座钢筋混凝土老碉堡,像一位孤独的老人,默默地伴着夕阳,凝望大海,在诉说这里的往事。

插图10:港仔后海滨浴场及老碉堡(陈石摄)

       运金行动全程在夜间进行。说是用板车和挑夫顺着沙滩中段“国姓井”那条小路往上走,到了坡顶日光岩入口处,右拐经福音堂,下坡就是晃岩路中行办事处了。这条路距离最近,路径偏僻,神不知鬼不觉地避开居民区,真是煞费苦心!

插图11:鼓浪屿福音堂(陈石摄)

       当时,厦门港一带民众对码头周边戒严和海面舰船突然增多也有怀疑,以为是运军火,谁料到那是国民党瞒天过海,运的竟是大陆百姓的血汗钱。没多久,市面上就沸沸扬扬传说太古码头上起吊时因绳子断裂或码头工人体力不支,装银元木箱不慎摔落,“银元摔得满地滚”,财露眼了!敏感的媒体马上做了报道。
       4月15日,宋子文一行由台湾飞抵厦门。《厦门大报》刊登文章《宋子文今午抵厦 —— 一行十余人任务未明》。“宋氏一行下机后即乘车入市,下榻鼓浪屿海滨旅舍。此行任务未明。宋氏并乘轿游登日光岩,及往西林,附近由宪兵戒严云。”此时,百万雄师已在长江北岸完成集结,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宋大官人哪来闲情逸致游山玩水,其实是放心不下蒋家王朝藏在鼓浪屿的这些“私房钱”。
       4月17日,《厦门大报》再次报道《宋子文来厦任务说是为了黄白物》:“宋子文来厦,行动神秘加上他对日光岩游玩的兴致,更引起许多人的‘不解’,谁也想不到宋子文之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要说他是‘玩玩’而已偏偏是来得这么凑巧,今日的厦门谁也不能轻视它,风云人物的一来一往,多少都带有政治性的,自然宋子文也不能例外……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宋子文此行却是为了存在中央银行和新华银行仓库里的叮叮当当的白银和闪闪璨璨的金条,据说这一部分‘宝贝’,是在去年十二月间由沪运厦的,数目虽然没有正式发表,央行也拒绝公布,但据搬运白银和金条的码头工人们说,至少万箱以上。”报道言辞之犀利,令人捏了一把冷汗。
       洪卜仁老先生是福建省地方志泰斗,被誉为厦门的“活字典”,撰写了大量重要史料著作和文章。2017年至2019年,笔者有幸在洪老组织指挥下参与《厦门侨汇》一书部分章节撰写,有机会请教关于运厦银元码头败露一事。洪老平静地说:“当年正是我做的采访报道”。那年,洪老才21岁。非常可惜,去年5月洪老不幸病故。
       风雨飘摇,大厦将倾。1949年7月22日,蒋介石由军舰护送从广州来到厦门,蒋经国也于当日下午飞抵厦门,那天下榻的正是黄家花园。次日,蒋介石主持了闽西南师以上高级军官会议,部署防务,当晚返回台湾。

插图12:鼓浪屿黄家花园(陈石 摄)

       鼓浪屿秘密军费由蒋介石直接控制,支应国民党军队作战。惟老蒋却小肚鸡肠,颇善算计,连发饷都分三六九等。吴嵩庆在1949年7月20日日记中写到“上午十一时又赴财政部讨论拨款日期及方法,分拨款、发金及银三类。西北(新疆陶峙岳部)仍发金,汉中(胡宗南部)、长沙(陈明仁。后起义,八月黄杰接任)、赣州、昆明(于程万的二十六军,李弥的第八军)、海南岛发银元,余均汇发银圆券。”拨发黄金或银元的当然是重点区域或嫡系部队,亲疏远近,相差甚远。连吴嵩庆派员赴厦替白崇禧部领薪,都被当地石祖德警备部队所拒而未得。如此带兵,焉能不败。
       不久之后,秘藏在鼓浪屿的黄金被陆续运往台湾。当年,把黄金从厦门禾山机场运到台北用的多是军用运输机。驻扎台湾新竹的国民党军空运队第20大队奉命执行这项任务,该大队拥有C-46和C-47两款运输机,因此也被称为“黄金大队”。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鼓浪屿最后一笔约22.5万两黄金被悉数运往台湾,中行鼓浪屿办事处作为国民党的“战时金库”终于停止运作。
       关于大陆黄金秘密运台问题研究,虽细节上有分歧,数量上有争议,但对事件本身却比较一致。吴嵩庆将军之子吴兴镛先生所著《黄金密档》一书披露内容较有说服力。国民党从“大陆运台黄金的总数量是350万两左右……再加上7000万美金(先父经手的),就又是200万两黄金了(35美元1英两黄金是当时的官价)当然,全部外汇还不止这个数。再加上第一次运台的白银120吨及后来的3000万块银元及1亿两纯银(部分由先父经手)银子总数是7000万美元,又是相当于200万两,因此,央行国库整个金银外汇总值是700万两黄金……”若放到现在按最高价接近2000美元1盎司(“英两”于1977年改用“盎司”)计算,则是一笔天文数字。
       尽管李登辉矢口否认国民党从大陆运黄金入台,说这批黄金早就随着太平轮沉没了。但随着两岸档案解密,以及当年参与执行这项绝密行动的官员及其后人整理发掘的材料看,此事脉络越来越清晰。
       如今,台湾民进党当局追杀国民党所谓“党产”。事实上,这批黄金白银既有国民党政府巧取豪夺的民脂民膏,也有大陆银行发行纸币和银行信贷准备金。连蒋经国都称之为“全国同胞血汗之结晶”、“国脉民命”,他曾评价“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况早已不堪设想了。”正是这批黄金支撑了国民党政府初到台湾的艰难岁月,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使台湾避免了通货膨胀冲击,在后来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安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发动机。这段历史,这笔旧账,谁也篡改不了!
       三、惊涛骇浪,人民军队血染战旗,鼓浪屿日月换新天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黄金白银无法扭转民心向背,秘密军费也无法挽救蒋家王朝覆灭的命运。
       1949年9月25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解放了闽南沿海大陆,对厦门形成三面合围的态势,拟以31军3个师和29军2个师分左右两翼对厦门发起攻击。
       10月7日,即厦门临解放前10天,蒋介石再次从台湾赶到厦门。此时,福州、泉州、漳州已经解放,厦门守军风声鹤唳。但老蒋仍给部下训示打气,妄图再做困兽之斗。训示会场一说设在“双十中学”的汤恩伯司令部,一说在厦门大学。或许出于安全考虑,老蒋没在鼓浪屿过夜,而是回到军舰上。次日,他站在甲板上,失落地眺望着烟雨之中的厦鼓海峡和曾经的战时金库鼓浪屿,起锚离去。

插图13: 1949年10月7日,蒋介石在厦门召开防务会议(网络资料)

       一周之后,解放厦门的战斗首先从鼓浪屿拉开序幕。
       10月15日15时40分,炮火呼啸着划破海空,31军91师271团(著名的“济南二团”)和配属91师指挥的93师277团组成突击船队,分别从海沧和海澄沙坛扬帆出发,顶着风浪,对鼓浪屿西部发起登陆作战。
       鼓浪屿之战打的是佯攻,目的在于调动敌人,将敌反击部队调离我军主攻方向。为迷惑敌人,我军拉开架势,毫不隐蔽地展开强攻,战斗打得非常惨烈。为保护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群和老百姓,我军炮火仅限于压制敌人滩头阵地火力,由于缺乏延伸炮火掩护,攻击部队只能靠轻武器进行战斗,给登陆行动造成极大困难和压力。加上船队起航后即遇上强劲的东北风,虽有机轮牵引,但渔船抗风浪能力差,在强劲的逆向风浪冲击下,机轮拖缆数次被扯断,船队很快被冲散,大部分船只无法在预定突破口抢滩,仅有少数船只强行靠岸登陆。靠岸的突击部队冒着敌人炮火,勇敢冲击,在滩头岸边反复厮杀。但由于船队在海面和滩头遭到国民党军火力的猛烈拦截,部队出现重大伤亡,登陆作战严重受挫。16日拂晓,31军下令暂停攻击。
       对鼓浪屿的强攻终使汤恩伯作出误判,认为解放军主攻方向在厦门岛南部,攻占鼓浪屿之后,将夺取厦门港,断其海上退路。于是急调兵力增援鼓浪屿,并将厦门岛蜂腰部机动兵力向南调动。这就给解放军从北部登陆创造了有利条件。至16日下午,当突击部队在厦门岛北部石湖山、寨上、高崎、钟宅一带全线突破国民党军防御阵地时,31军命令91师再次对鼓浪屿发起攻击。10月17日凌晨,91师273团成功登上鼓浪屿,肃清残敌。上午8时,鼓浪屿解放。11时许,厦门解放。

插图14:解放军战士将红旗插上厦门岛(网络资料)

       经过两天两夜对鼓浪屿的顽强进攻,攻击部队特别是“济南二团”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就整体战役构想而言,达到    了十兵团要求的“吸引敌人,调动敌人,保证主力部队北部登陆突破”的目的。
       硝烟散尽,游客如织。为了申遗,当地政府在宣传口径上做出某些选择。人们知道鼓浪屿的许多著名景点,却很少有人知道鼓浪屿有座英雄山,那是当年解放军的登陆点。据统计,在解放鼓浪屿战斗中,包括“济南二团”王兴芳团长在内有576位解放军和支前船工牺牲。那时,新中国已经成立,红旗漫卷神州,年轻战士却倒在朝霞里,英雄山由此得名。王团长牺牲时,妻子正身怀六甲,英雄却永远没能见到自己的女儿。后来,人们在覆鼎岩(郑成功塑像背后)上为王团长建了一座墓碑。墓碑离笔者就读的鹿礁小学不远,每逢清明,为王团长扫墓成了当地少先队一项既定的传统活动。
       文革前,鼓浪屿武装部有位周相明部长,是当年参加解放鼓浪屿战斗的老兵。在孩子们眼里,这位解放军叔叔是岛上很大的官了。70年前那场惊涛骇浪、枪林弹雨,对老人是那么刻骨铭心,终生难忘。2004年老部长去世,临终再三交代,务必把他的骨灰撒到英雄山,他要去陪伴那些久别的战友。家属和部队干休所默默地执行了他的遗愿。
       岁月悠长,山河无恙。如今先烈英魂早已和小岛融为一体,鼓浪屿出落得更加楚楚动人,滚滚红尘之中是厦门这座美丽的现代化城市。天际间飘来的沂蒙小调和流淌的钢琴声,告慰那些长眠在碧海蓝天里的英灵。
       1981年6月,在原中国银行鼓浪屿办事处旧址上属于人民银行的小楼拆除重建之前,金库里那口解放后从未打开的保险柜被锁匠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仅有两把手枪和10枚金币。1999年,小楼再次被拆除重建,成了今天的货币文化馆。曾为蒋介石秘密匿藏军费的小楼永远走进历史,消失在海风中。
       在庆祝建国70周年大阅兵中,由全军荣誉功勋部队百名旗手组成的战旗方队以磅礴的气势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解放鼓浪屿的英雄部队“济南二团”那面铁血战旗也飘扬在方队之中。血染的战旗红得像怒放的凤凰花,仿佛在告诉我们,多少人的流血牺牲,负重前行,才换来今天的岁月静好。

插图15:2019年国庆阅兵,“济南二团”军旗参加战旗方队接受检阅(网络资料)

       值此纪念厦门解放71周年之际,谨向革命先烈和先辈们致以崇高敬意!

作者:陈石
参考文献:
1 、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行史编纂委员会:《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行史资料汇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
2、吴兴镛:《黃金秘檔: 1949年大陸黃金運台始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
3、林桶法:《黄金运台的全过程》,台湾网络资料,发表时间不详。
4、《中华民国国库黄金运送台湾行动》,台湾网络资料,作者、发表时间不详。
5、李涛:《战典,第三野战军征战纪实》,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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